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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渔业发展中灿烂的渔文化
(发稿时间:2019-02-15 16:29  阅读次数:4843)
    苏南自古号称鱼米之乡,渔业为苏南的原始生业之一,渔业生产历史悠久。建立在渔业经济发展基础之上源远流长的渔文化,独具特色。本文对此问题进行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苏南渔业发展的历史轨迹
    苏南渔业发展历史悠久,特别是太湖流域,曾是古代越人生活的地方。古代越人断发纹身,自称“龙子”,他们善于下水捕捞。太湖流域的渔民“以其生长江湖,尽得水族之性”。根据考古发现,太湖中有一座三峰相连的三山岛,面积2平方公里,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一处旧石器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并且发现当时的居民以渔猎经济为主。而在以后的年代中,此地居民不间断地维持着异常发达的渔业生产,以捕鱼作为重要的生活手段之一。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出土文物中,今天的苏南地区普遍发现骨鱼鳔以及石制或陶制的网坠,说明渔猎经济在当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石器时期的青浦县崧泽文化遗址出土的网坠表明,青浦地区的渔业生产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吴江梅埝出土文物距今约6000年,其中就有石网坠、黑陶网坠、红陶网坠、骨鱼鳔,还有鼋、龟的骨骼和很多鱼骨,鱼的脊椎骨有的直径达到4~5 厘米,可见此时人们已经能在宽阔的水面捕捉大鱼。在日常生活中,当时的人们用鱼的脊椎骨在中心穿孔或磨光作为装饰品,陶器的纹饰物有鱼鳞纹、菱叶纹、菱实纹、水珠纹、黄花纹,骨角器中有制作相当精致的雕刻鱼形匕首等,反映了人们对渔猎生活的熟悉与喜爱,以及渔猎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后,吴地渔业的发达更是有案可稽。 据载,春秋战国时期,吴王阖闾曾经建造“鱼城”来养鱼,可见鱼事之盛。松江“民多以渔为业,取鱼之术亦备。”当时,吴地沿海渔民创造了捕鱼工具“扈”,即东晋以后的“沪”。“沪”是一种定置渔具,其捕鱼方法是,用细竹或竹爿编成栅栏,插入江中,利用近海江水受潮汐影响而产生涨落潮,将鱼虾捕获在“沪”内,这是捕捞技术的一大进步。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陆龟蒙、皮日休的渔具诗,“网”、“罩”、“钓筒”、“鱼粱”、“叉鱼”、“射鱼”、“沪”、“种鱼”、“药鱼”、“鱼庵”、“篛笠”、“蓑衣”、“背蓬”等20首,对当时太湖流域的捕捞技术和捕捞器具作了详尽的描述。宋代,因为罗盘针的使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太湖出现了大型捕鱼船只;南宋时期,太湖就有几道桅的大渔船。明代,太湖流域地区的渔船有帆罟船、边江船、厂稍船、小鲜船、剪网船、丝网船、划船、辄网船、江网船、赶网船、逐网船、罩网船、鸬鹚船等。明清时期,苏南地区的渔业捕捞器械的制造和使用更加科学,如沙船平板、平头、吃水浅,适合于近海捕捞。
    明清以来,随着江南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镇对鱼货需求的不断增加,苏南渔业经济获取了发展的巨大动力,特别是淡水养殖业有显著的发展。当时,在全国,淡水养殖业以珠江三角洲和太湖地区最为发达,家鱼的多品种混养在长江和太湖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混养的品种包括上层、中下层和底层鱼类,如青鱼、草鱼、鲢鱼、鲤鱼、鳊鱼、鳙鱼、鲮鱼等。太湖流域苏州、无锡等地附近的农村,养鱼业已由副业逐渐向专业化发展。水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增强,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一大批集中连片的专业养殖产区出现,有开辟于明末清初时期的蠡口、黄埭、黄桥的连片鱼塘,太湖中的洞庭东山桑基鱼
                                                          
①江苏省水产局史志办公室:《江苏省渔业史》,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②《嘉庆松江府志》(一),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一,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55页。
③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塘,开辟于清嘉庆年间的无锡梁溪河滩的连片鱼塘等
    二、乡村地名中蕴含的渔文化气息
    随着渔业经济的进步,渔文化逐渐发展起来。渔文化载体很多, 在苏南众多的地名中,源远流长的渔文化也可以被折射出来。如“沪”即“扈”,本是一种海边捕鱼的工具。“沪”是后来上海的简称,上海原是吴淞江下游的一个渔村,因吴淞江支流上海浦而得名。春秋时属吴,战国时当地渔民创造了捕鱼工具“扈”,称这一带为沪渎。东晋时,在此筑沪渎垒以防海盗。唐初,崇明东西沙涨出水面,渔民开始上岛谋生。“扈”本来是一种在海边捕鱼的渔具,上海因捕鱼工具而得名,足见渔业对于上海先民生存和社会发展及文化形成的重要意义。
    在苏南水乡,水是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与水有关的地名遍布苏南乡村,这具有非常特殊的象征意义。这类地名极多,如:浦,河流入江海之处,以浦命名的有石浦镇、张浦镇等。泽,聚水的洼地,以泽命名的有盛泽镇、金泽镇、震泽镇等。泾,河沟,以泾命名的有王江泾、乌泥泾、朱泾镇、九里泾、横泾、梁墓泾等。塘,沿河的堤岸,以塘命名的有横塘镇、章练塘镇、斜塘镇等。有些镇以湖命名,如平湖县有当湖镇,归安县有菱湖镇,吴县有镇湖镇等。有以河命名的市镇,如陆河市、浏河镇等。有以渎命名的,如苏州有木渎,荆溪有100余渎,夹浦有43渎,宜兴有20余渎。有以溪命名的,如黄溪市、梅溪、新安溪、长广溪、香水溪、越来溪等。有以湾、渡命名的,如江湾、黄渡、华渡等。在水陆相交处,都建造了桥梁,苏南地区一些市镇就以桥命名,如枫桥镇。即使是镇内的地名也多以水为名。吴江旧名松江,“吴江田有埂,吴江水有鲈”,是苏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在吴江县平望镇,据翁广平《平望志》记载,镇内除了4条街9条弄,还有不少居民区以水命名,以塘为地名的5处,以河为地名的4处,以港为地名的5处,以浜为地名的3处,以湾为地名的5处,以池为地名的1处,以濠为地名的1处。有以浜命名的。浜是一种袋形的“兜”,停船的好去处。袁枚游览黎里镇后,写下了《黎里行》,其中有“长廊三里覆,无须垫角巾”诗句。一个镇子竟然有傅家浜、何家浜、楼下浜、花园浜、木排浜、施家浜、庙泾浜、禅杖浜、藻西浜等多个浜兜
    水是渔业经济发展的命脉,苏南之被称为水乡,原因正在于此。从这些与水有关的地名中,不难想见渔文化根基的深厚。
    三、 历史文献透出的渔文化信息
    1、古文字中渔业的踪迹
    江苏的“蘇”字,由“鱼”和“禾”组成。从苏南主流文化—— 吴文化的历史遗存可看出,“苏”、“鱼”、“吴”、“虞”、“渔”紧密相关,渔业促成了吴文化的基因形成,渔业本身就是吴文化最重要因子。就字形看,甲骨文、金文上的“吴”字,系“鱼”的简形;金文上的 “苏”字,形状像鱼。就字音而言,“苏”、“鱼”、“吴”字相同。“蘇”在金文中作鱼作禾,而禾系标音,“禾”字古读为马为余,所以“苏”字读为“馀”(虞)。“吴”与“虞”相通。就字义而言,“虞”即“鱼”即“吴”。《国语·鲁语上》:“水虞于是乎……取名鱼”。韦昭注:“水虞渔师也”,而“虞”即“渔”,“虞”为“鱼”。《释名》曰:“吴,虞也,封太伯于此,以虞其智也。”
从上述古文字中,“鱼”的气息扑面而来,浓郁而深沉。这是吴文化特有的组成部分,这种文化资源实为促进近代苏南渔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子。
    2、诗词歌赋中的苏南渔业
    我们还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发现苏南渔业曾经的辉煌。 特别是在唐宋渔文化高潮时期,有关苏南渔业活动的渔歌、渔谣等诗文缤纷多彩。自古及今,文学家、艺术家和渔民百姓创作出与渔业生产和渔民生活有关的无数篇诗、文、歌、谣,而苏南鱼米之乡繁盛的渔业正是渔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
    唐代吴郡人陆龟蒙有《网》诗云:“大罟纲目繁,空江波浪黑。沉沉到波底,恰共波同色。牵时万鳍入,已有千钧力。尚悔不横流,恐他人庚得。”又有《鱼粱》诗曰:“能编似云薄,横绝清川口。缺口欲随波,波中先置笱。投身入笼槛,自古难飞走。尽日水滨吟,殷勤谢渔叟”等诗句 。唐人皮日休《沪》诗:“波中植甚固,磔磔如虾
                                                           
①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水产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1页。
②(清)金友理:《太湖备考》,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16页。
③(宋)范成大:《吴郡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07 页。
④吴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吴江风情·序》,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
⑤⑥李海珉:《水乡足迹》,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72~73、77页。
⑦⑨卫聚贤:《吴越释名》,《江苏研究》第3卷第5、6期合刊,第1页。
⑧《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2页。
⑩吴文化研究促进会编:《句吴史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⑾宁业高、桑传贤选编:《中国历代农业诗歌选》,农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196页。
                                                           
 
须。涛头倏尔过,数顷跳鯆鮲。不是细罗密,自为朝夕驱。空怜指鱼命,遣出海边租。”皮日休《钓侣》诗:“趁眠无事避风涛,一斗霜麟换浊醪。莫怪儿童呼不得,尽行烟雨漉车螯。”《旧唐书·李尚真传》有“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的记载。宋苏东坡有称赞长江鲥鱼的诗篇:“芽姜紫醋炙鲥鱼,雪碗擎来二尺余。尚有桃花春气在,此中风味胜莼鲈。”诗人把鲥鱼的美味和桃花的春气等同起来,读了他的诗,即使没有机会品尝过鲥鱼的人,也能感觉到享受鲥鱼的滋味。唐宋时期是我国渔文化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有关太湖流域渔文化的诗、词、歌、谣等作品数不胜数,既反映了当时太湖流域渔业的发达、渔业经济的重要,也反映了当地渔民的辛劳和智慧、渔具渔法的“穷其极趣”。在唐宋文人大家的笔下,像“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断云一叶洞庭帆,玉破鲈鱼霜破柑”等诗句,不仅达到了他们借渔言志的目的,也为后人留下了江南鱼米之乡美丽的画卷。
    明人张宁有《东江渔火》诗:“落日渔船趁晚潮,也深渔火乱相交。江空野水和烟汲,月黑黄芦带雨烧。风急柳梢光欲灭,浪平沙际影还摇。”沈周有诗云:“吴江本泽国,渔户小成村。枫叶红秋屋,芦花白夜门。都无三姓住,漫可十家存。熟酒呼儿女,分鱼喧弟昆。不忧风雨横,惟惮水衡烦。鸥趁撑舟尾,蟹行穿屋根。怡然乐生聚,业外复何言。”诗文描述的是当时吴江水乡的渔村风光和渔民的生活细节。
    清代朱彝尊赞美太湖渔民的诗,有《太湖罛船诗》云:“村外村连滩外滩,舟居翻比陆居安。平江渔船瓜皮小,谁信罛船万斛宽。具区万顷汇三州,点点青螺水上浮。到得石尤风四面,罛船打鼓发中流。棹船野饭饱青菰,自唱吴歌入太湖。但得罛船为赘婿,千金不羡陆家姑。船头腥气漉鱼篮,船尾女儿十二三。染就纤纤红指甲,新霜爱擘洞庭柑。”康熙年间,皇帝为了品尝扬子江的鲥鱼,要各地安设塘波拔,日则悬旌,夜则悬灯,备马三千余匹,役使数千人,从镇江日夜兼程向北京运送。腾博会官网,腾博会娱乐此事,诗人吴嘉纪有诗云:“打鲥鱼,供上用,船头密网犹未下,官长已备马送。樱桃入市笋味好,当今鲥鱼偏不早。观者倏然颜色欢,玉鳞露出江中泛。天边举旗久相持,冰镇箬护付飞骑。君不见金台铁瓮路三千,欲限时辰二十二。”
    民国时,缪荃荪有诗云:(苏南)“水村山郭,沃壤平原,州渚相间,阡陌相连,柴门流水……农舍约船,云帆浪楫,蟹簖鱼筌。”
    《中国风土志丛书》中有 “姑苏竹枝词”云:“渔家争泛六桅船,风月晨占卯酉天。一斗霜鳞聊换酒,杜圻舟畔醉未眠。”
    此外,渔民在渔业生产中创作的渔歌谣及渔谚更能体现出苏南渔业经济的真实状况。反映苏南渔民生活困苦的歌谣,如《我唱山歌解解愁》:“太湖茫茫跨九洲,竹叶小船无路走,亲爷亲娘眼泪流,我唱山歌解解愁。”苏南地区的渔歌、渔谣都是在渔民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本质上是流行于渔民群体中的通俗语言。尽管没有诗歌典雅,但却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渔民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是他们灵魂的忠实、 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苏南渔民生产和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渔乡特色。
    上述文献,向我们传递了丰富的历史信息,透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感知苏南悠长的渔文化传统。渔文化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文化因此散发着浓郁的鱼香气息。渔业是吴文化形成的一块重要基石,渔业发展是促进吴文化发展的一股巨大的推动力。所以何正明先生在《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一书的“代序”中指出,应该“把吴文化作为经济开发的历史资源来研究”,吴文化研究才能因此不断获取更大的价值增值
                                                           
①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志·水产志》,第448页。
②(宋)范成大:《吴郡志》,第13页。
③吴文化研究促进会编:《句吴史集》,第252页。
④⑧周彭、钟益、吴越:《江苏特产》,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⑤(明)张宁:《方舟集》卷6 《东江渔火》,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7册,第297页。
⑥(明)沈周:《石田诗选》卷2《渔村》,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49册,第572页。
⑦ 王西野、沈伟东等编著:《太湖旅游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4页。
⑨ 缪荃荪、冯煦等编:《江苏省通志稿》,江苏省政府1945年6月发行,第20页。
⑩ 张智:《中国风土志丛书》,第43册,广陵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⑾金福民、金煦主编:《吴歌遗产集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第100 页。
⑿高燮初主编:《吴文化资源研究与开发·代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摘自《安徽史学》2009年第4期,作者: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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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人:农业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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